我国互联网立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2000年之前，针对互联网并无专门性立法，且互联网立法内化于传统电信立法之中，可以视为1.0时代。

　　2000年到2013年可以视为互联网立法的2.0时代，这时相关部门开始进行专门立法、但分散低位，立法多着眼于信息服务活动。

　　从2014年起，互联网立法步入3.0时代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一批基础性、全局性、综合性立法，立法内容开始向农业、制造业等全产业辐射。

　　经过十多年的建设，目前国内有关互联网的法律规章以及多达数十部。一方面，是传统法对互联网法律关系的适用，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、反垄断法、行政许可法、行政强制法等。另一方面，相关部门还出台了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对互联网法律关系予以规范，如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》、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》、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等等。

　　从滴滴打车到P2P金融，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对速度冲击实体经济的藩篱，它不仅颠覆了传统行业固守已久的商业模式，同时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，甚至还在不断突破、挑战一些现行法律法规的边界。

　　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卢卫说：“创新与规范是中国互联网发展之双桨。”如果把中国互联网看作一艘迎风破浪的巨轮，那么创新与规范则好比是推波前行的双桨。一方面，创新是互联网的基因和灵魂；另一方面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互联网市场离不开规范和秩序。多年来，主管部门依法管理、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互联网，为构建健康、文明、和谐、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提供了保障。

　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刘多认为，“互联网+”在连接传统产业时发挥了巨大正面影响，但可能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趋利避害，只有这样才能使得“互联网+”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

　　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指出，互联网治理的概念不是简单等同于管理。治理至少包括两方面的涵义：一个是发展，一个是管理(或者监管)。

　　互联网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规范，而在“互联网+”时代，互联网立法、司法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。腾讯研究院副秘书长张钦坤认为，“互联网行为的虚拟性、交互性、广域性，以及社会关系多元、行为多元、主体多元等特点”，都给立法、司法带来新课题。

　　版权保护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尤为明显。比如，内容提供网站未经许可直接上传文字、音乐、影视、软件等作品，还有电子商务平台等销售侵权盗版作品，以及网络服务商传播侵权盗版作品，类似搜索链接、P2P、播放器、APP、网盘等等。

　　 “互联网+”的发展加快互联网和传统行业的交叉融合，致使利益竞争进一步白热化，由此引发了企业间的各类纠纷案件，包括侵害知识产权、侵害名誉权及隐私权的案件，互联网企业间发生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、电商合同案件，互联网金融类案件，这些诉讼案件近年来层出不穷。

　　“互联网+”给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案件中的电子证据认定也带来难题。“人证、物证的时代即将过去，电子证据的时代即将来到。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肖建华说。

　　目前，对于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还有争议，主要集中在对证据制作主体身份的不确定和证据内容真伪的不确定，如对电子邮箱的实际控制人、手机短信发送人无法确认等等。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法规，法官审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多是“自由心证”，不同地区的类似案件甚至出现了不同的判决结果。

　　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国斌建议，针对“互联网+”所面临的问题，政府主管部门，要积极听取民意，在博弈中加强协调，权衡各方面的诉求，求同求进，改革创新，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。政府要推动融合标准的制定，社会征信体系的完善，法律法规的建设，财税金融等支持环境的建设。

【我国网络股民增长迅猛逾5600万 】

　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(CNNIC)23日在京发布了第36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。

　　《报告》统计，2015年上半年网络金融服务类应用发展紧随金融市场变化，网上炒股网民的规模显著提升。数据显示：截至2015年6月，网上炒股的用户规模达到5628万，较去年增长了47.4%。而受到今年上半年宽松货币政策影响，货币基金收益率持续下滑，加之股市带来的用户分流，使得网络余额理财类应用的使用率增长出现停滞。

　　《报告》显示：娱乐类网络应用的整体用户规模在过去半年中基本保持稳定，除网络文学用户规模略微有所下降外，其他娱乐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均有增长；在使用率方面，网络文学和网络音乐的用户使用率有所下降，网络视频和网络游戏的使用率略有提升。